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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啄木鳥》2021年第1期|林特特:親爸後爸
來源:《啄木鳥》2021年第1期 | 林特特  2021年01月18日06:35

導讀

爸爸的追悼會上,一位高個兒老頭兒禮貌造訪。幾個月後,母親和老頭兒宣佈結婚,塵封四十餘年的愛情往事也浮出水面。一場蕩氣迴腸的平凡愛戀,讓兩個家庭、三位老人,默默維繫着親爸後爸的祕密,除了大時代下質樸、剋制的愛情親情,還有小人物不顯於外的純樸與善良。百萬暢銷書作家林特特於《立水橋北》後,再次推出“小正大”題材系列小説,以饗讀者。

前年秋天的一個晚上,我和孟磊在簋街吃麻小。

三巡未過,孟磊已看了七回手機,他穿穿脱脱塑料手套,每脱下一次,機靈的服務員就立馬奉上一雙新的。我不禁停下剝殼的手,等孟磊第七次放下手機,火藥味十足地埋怨道:“好不容易出來吃頓飯,你忙,就先走吧。”

孟磊與我結婚七年了。我以寫作為生,他在海淀區一家三甲醫院做醫生,我們的孩子貝貝今年五歲。家裏四世同堂,孟磊的父母、姥姥早從西安老家來到北京,與我們住在相鄰的兩個小區,彼此照應。

孟磊笑笑,第八次戴上手套。

“沒什麼事,但琦琦,今天,我們確實要早點兒回家。”

“怎麼了?”

“媽説,他們在收拾行李,過兩天要和姥姥一起回西安,今晚早點兒把貝貝接回去。”

“哦,他們怎麼突然想起要回西安?”我喃喃念着,加快手上和嘴上的速度。

“馬上就要七月半了,他們陪姥姥回西安給兩個姥爺上墳。”孟磊又擰開一隻鮮紅小龍蝦的頭,百忙之中,白了我一眼,意思是我白做了這麼多年他媳婦。

“説起來,我一直沒搞清楚,你家為什麼有兩個姥爺,為什麼你媽還願意給另一個爸上墳?姥姥快九十了,為什麼要不遠千里,如此折騰?”我的問題一連串。

“説來話長,年代久遠。”手機屏又亮了,孟磊欲言又止,又一次脱下手套。

“行了,別吃了,走吧,路上跟我説。”我制止了服務員再一次奉上新手套的動作,示意買單、打包。

吹着北京農曆七月的風,一路向西,秋意濃,我聽了以下的故事——

一 大辮子的誘惑

1951年,於小梅十九歲,是上海鐵路局徐州段一家醫院的護士。

那時的小梅,給人印象最深的是她茂盛的黑髮,上班時,鼓鼓囊囊盤起來,緊緊張張塞在護士帽裏;下班後,梳成兩條油光水滑的大辮子,辮梢垂在襯衫第二粒鈕釦處,一説話,她發育良好的胸脯就微微起伏,帶着辮梢隨之微動。

不誇張地説,小梅是醫院的院花。

多少病人難忘懷,她蒙着潔白口罩的小圓臉,一雙清澈的眼,笑意像要隨時傾瀉出眼眶。

1951年的秋天,鐵路局有個給青年員工的機會,去北京培訓兩個月,小梅所在的醫院推薦了她。在這個培訓班,小梅遇見了一位姓司馬的年輕人。

司馬,祖籍新疆,在蘭州的鐵路部門工作,頭髮略卷,膚色略白,眼窩很深,高高大大。小梅初見他時,需仰視,後來熟了,日漸親密,踮起腳尖,伸出手,指甲剛好能碰到他的下巴。

司馬比小梅大幾歲,看得出,他有熠熠生輝的政治前途。培訓班一開始,他就代表全體學員發言,之後,他作為班長,組織活動、督促學習、展開討論,每次討論都能説到點子上,總比別人看得更遠一些。

一句話:司馬是個有領導力的人。

一句話:小梅對他一見鍾情。

噢,不,是互相一見鍾情。

司馬第一次發言,小梅就被他迷住了。只見他全程脱稿,口若懸河,手勢恰到好處,全場掌聲雷動。“我們院長也不過如此吧。”小梅暗暗讚歎。學員坐了四排,小梅在第一排,掌聲最熱烈的是她,巴掌拍得最紅的也是她。

接着,是週末舞會。司馬站在舞池中央,建議男學員邀請女學員。女學員們不好意思,你推我,我推你,臉都衝着地板,弄得男學員也忸怩、侷促起來。只有小梅的目光和司馬是平視的,不畏懼,沒抗拒。於是,司馬一馬當先,朝小梅走過去,説:“那就我先來吧!”他伸出手,小梅落落大方站起來,也伸出手……

培訓結束,小梅的組織評價一欄填着:積極配合班長的工作。配合啥呢?就從配合完成開場舞開始。

至於司馬,對小梅的好感早在開場舞前、配合工作前。

報到完,幾位先來的新學員就在培訓地宿舍樓前簡陋的籃球場上過球癮。司馬個子高、技術好,處處佔優勢,他奔跑、躲讓、彈跳、投擲,得中一個三分籃。一回頭,卻發現有位隊友被其他隊員衝撞在地,一倒不起,少頃,嘴脣發白,面色灰暗,竟然小便失禁,把球褲都弄濕了。大家手足無措之際,是路過的小梅衝過來,邊按壓做心肺復甦,邊指揮包括司馬在內的眾人,聯繫急救……

那一刻,小梅跪着,印着單位名稱的揹包擱在地上,顯然,和他們是一起來培訓的,還沒辦理入住。小梅一條大辮子的辮梢隨起伏的胸脯微動,另一條則刮擦着地面,沾染上了塵土。等驚險一幕過去,倒下的那位緩過氣,醫院的人也抬着擔架趕到,小梅仰起漲得通紅的小圓臉,拾起揹包,撣撣土,匆匆而去。她不知道,一旁忙着協調的司馬,百忙之中,不忘對她的背影留下深情一瞥,此後,那兩條大辮子的辮梢,一直刮擦着司馬的心,令他整夜起伏。

兩個月,六十一天,含一個大月。參觀,學習,討論,總結;兩次出遊,分別去了景山和天壇;每週末有舞會,諸多工作需配合,朝夕相伴,越走越近,卻誰也沒捅破那層窗户紙。

直到培訓結束,司馬送走了全班同學;他和每個同學都進行了站台揮手告別儀式,招呼每個人去蘭州玩,除了小梅。送小梅時,司馬在一派團結的氣氛中,聲音緊張,表情嚴肅,態度活潑,他問:“小梅同志,你想過去蘭州工作嗎?”

小梅沒回答他,低着頭,臉衝着站台的地。

隔着車窗,他們交換了通信地址。司馬站在窗外,小梅探出頭來。

車開了,像所有電影中所有車站情侶的分別,司馬跟着車慢走、快跑,搖着手,喊着“再見”,看着車漸行漸遠。

很快,小梅發現沒必要留地址,因為,當她拉開揹包拉鍊想要找什麼東西時,看見了一封信。那是司馬悄悄塞在她揹包裏的。

信的開頭是:我親密的戰友于小梅同志,我們可以有兩種生活,政治生活和愛情生活……

結尾還是那句:你想過來蘭州工作嗎?

車窗外,北方的秋天,天正藍,雲正白,廣袤的華北平原上,夕陽如一枚鴨蛋黃,遠遠掛着,紅油汪在幸福的圓中。

那封信,小梅也就讀了一百遍吧。等指甲掐出一道白印似的月牙兒爬上天,小梅就着火車在軌道上的嘎吱嘎吱聲,找出紙、筆,給司馬回信。

“我親密的戰友司馬奮強,我們的兩種生活是融在一起的,我想起你,就鼓起勇氣……”

辮梢刮擦着信紙,小梅在信中約會司馬:下一個節日,在徐州見;下下個節日,在蘭州見。

他們戀愛了。

二 介紹信

一年,一百七十七封信。常常發出信,就接到信。兩個人都成了郵遞員的好朋友。

一年,只要能在一起的假期,他們就排除萬難,待在一起。

1952年的夏天,小梅和司馬談婚論嫁,調動的事兒也提上日程。都好辦,畢竟在一個系統裏,畢竟都是業務骨幹,畢竟有對口的單位願意接收,畢竟小梅的父母通情達理——只要司馬人好,女兒遠嫁也不怕。事情決定了,兩邊一起努力,籌備婚事,向組織彙報。只等一張介紹信,有了介紹信,就可以拿着去領結婚證;關鍵的人都打過招呼了,有結婚證,就下調令。

喜糖由司馬準備,牀上用品由小梅家包辦。新房就是司馬在單位的宿舍,原來是兩人間,照顧他結婚,室友提前一個月搬走了。新的水瓶、新的痰盂、新的鏡子……每一天,司馬都像燕子銜泥一樣往小窩裏銜回點兒什麼,而小梅如螞蟻搬家,每隔一段時間,就拜託順路順車的朋友,往蘭州帶點兒什麼。

1953年的元旦,是小梅和司馬大喜的日子。小梅提前請好婚假,從徐州出發,前往蘭州,揹包裏是她的嫁衣。除此之外,她還帶了兩牀新被子,一牀被面紅,一牀被面綠。“紅男綠女,紅男綠女”,臨行前,小梅的母親叮囑了她兩遍,千萬別弄錯了,新婚之夜,紅的給司馬蓋,綠的留給小梅自己。

司馬在蘭州火車站接小梅。車門開,他接過裝被子的大包袱,包袱皮是一牀印着牡丹花的舊牀單,最上方打個十字結,像個包子。小梅只拎一個印着“××鐵路醫院”的揹包,她蹦下車,兩條大辮子從前甩到後,從後甩到前,辮梢特地綁了紅紗系的蝴蝶結。

“真像一個新娘子!”走進宿舍,司馬放下大包袱,摸着蝴蝶結。小梅踮起腳,伸出手,指甲夠到他的下巴,司馬的下巴上一片淡淡的青,是為迎接她,起早刮的。

貼雙喜,鋪鋪蓋。自行車、縫紉機擺在屋子裏最顯眼的位置,是新家最值錢的家當。對了,還有一塊男式手錶,幾乎花光小梅所有積蓄,專門託人從上海買來,用嫁衣小心包裹,帶到蘭州。現在,它套在新郎官手腕上。

接下來的幾天,每天都有人來看新娘子,每天都有人來幫忙佈置。他們一口一個“司馬家的”,叫得小梅臉紅心熱。有婦女主動要求在婚禮前一天,把兒子送來壓牀;也有受過司馬接濟的,帶着自家做的吃的喝的。

12月27日晚,送走一撥客人,司馬再把小梅送回招待所。路上,小梅踢着石子,終於忍不住問:“介紹信開下來沒?我們什麼時候去登記?”

一位熟人經過,司馬衝他打招呼,小梅也跟着微笑、點頭。熟人走過去,小梅把話茬兒拉回來,司馬見躲不過,拉她胳膊:“別在這兒説,咱回去説。”

回到招待所,小梅追着問介紹信。司馬先是坐在牀沿兒,拍拍漿洗得有些發硬的潔白牀單,示意她坐下。他再站起來,雙手握住小梅的雙肩,目光懇切地直視她。他想讓她相信,這事兒他一定能解決,希望再給他些時間。

“出了什麼問題嗎?”小梅仰起小圓臉,一臉茫然。

“是有點兒問題。”司馬的表情複雜。

“你之前告訴我,是管開介紹信的領導出差了,等來了再開,來了就能開。”小梅有些着急,胸口起伏,聲音發顫。

司馬不知怎麼和小梅説,他放開小梅的肩膀,又坐回牀沿兒,挨着小梅坐,他的左手和小梅的右手十指相扣,可小梅沒空兒享受這沉默的纏綿。她掙脱司馬熱乎乎、有些發汗的手,用力推他的左胳膊,有些煩亂地問:“究竟出了什麼事?”

推了好幾下,司馬才長吁一口氣,對小梅説:“你是不是有個叔叔……去了東北?”

“好像有一個,沒見過,和全家都沒聯繫,大概是死了,沒人知道他的下落。”小梅更茫然了。

“這次因為我們的婚事,組織上對你全家進行審查,發現你有個叔叔在張作霖手下幹過,還是奉軍的一個頭目……”司馬沒再説下去,他看見小梅眼中逐漸升騰起的恐慌,像一層霧,聽到她喃喃自語:“不可能!不可能!不可能!”

“你知道,我是我們單位重點培養對象,所以組織在政治審查上就會更苛刻些……但你不要擔心,”司馬又抓住小梅的手,十指相扣,不讓她掙脱,“這事兒,我來解決,你放心,給我點兒時間……領導真的出差了,等他回來,我一定能把介紹信開出來。”

小梅的臉是木然的,她需要很長一段時間消化這件事。一個從未見過、只聽説過、在她腦海裏毫無存在感的叔叔,隔着時間的長河,隔着千山萬水,怎麼就影響到她的生活了?而且,在徐州都沒審查出的事兒,為什麼在蘭州審出來了?

1952年12月27日夜,冬風颳了一夜,沒有月亮。招待所的窗外,枯樹椏伸向天空,像要爭取一線生機。

司馬怕小梅想不通,想不開,沒有離開。

三 話梅糖的味道

司馬堅持婚禮照常進行,每天向小梅説十遍:“這事兒,我來解決。”

他每天給小梅打十針強心劑,藥都是一樣的:“生米煮成熟飯,領導出差回來,也不能説什麼。”

“可是你的前途呢?”小梅還是有些擔心。

“應該不會……我來解決。”司馬臉上閃過一絲猶疑,被小梅敏感地捕捉到。

“如果最終介紹信還是開不出來呢?”小梅再將一軍。

“我説了,我來解決。”勇敢的司馬戰勝了優柔寡斷的司馬,將那一絲猶疑很快藏起。

婚禮照常進行。

元旦當天,鬧洞房的人擠得司馬的宿舍水泄不通。牀上,紅被子放左邊,綠被子放右邊,花生、棗、桂圓、瓜子,象徵性地每樣撒一點兒,撒在紅綠被子周邊。

新房的牆上掛着毛主席像,以及司馬得過的各種獎狀。窗户、水瓶、痰盂上貼着大紅的喜字,喜糖擺在盤子裏,盤子擱在小方桌上。新郎官的手腕上戴着一塊嶄新的手錶,新娘子穿着紅棉襖,兩條油光水滑的大辮子垂在棉襖第二粒鈕釦處,辮梢綁着紅色蝴蝶結,兩個人的胸口都彆着大紅花。他們拜了三拜,彎腰、立正,再彎腰、再立正。小梅的蝴蝶結一抖一抖,“哐”,最後一拜,小梅的頭撞上司馬的,她疼出眼淚。眾人哈哈大笑,笑聲中,有人竊竊私語:“司馬家的,怎麼不愛笑啊?”

直到婚假休完,司馬的領導出差回來,介紹信還是沒有開到。隨着歸期漸近,幾次,小梅想問司馬,情況怎麼樣了;幾次,又咽回去。幾次,她半夜醒來,見枕邊無人,四處去找,卻發現司馬披着工作服,在門口抽煙。一天夜裏,門口天寒地凍,磚瓦結構的平房和平房間有一片空地,積雪如畫布,一盞昏黃的燈將司馬的影子拉得極長,印在布上。小梅半坐着,隔着木窗,正對着那影子,眼淚流到嘴巴里。

婚假完了,小梅又發電報到徐州,硬請了幾天病假。病假也休完了,實在沒理由待,她開始收拾行李。

司馬往她包裏塞喜糖,囑咐小梅回去散給同事。其他一些土特產:一包百合、一條本地產的煙帶給岳父岳母,一袋茶葉送給姐姐一家,一個小瓜留着車上自己吃。他一樣一樣安排着,還像在北京培訓時,是所有人的老大哥。收拾到最後,立在一邊的小梅沒忍住,她似火山爆發,忽有洪荒之力,推開一米八幾、壯得如牛一般的司馬,衝向牀邊的櫃子,把印着牡丹花的舊牀單翻出來,往牀上一鋪,再兩手扯着綠被子的四角,往舊牀單中間一撂。她邊抹眼淚,邊打十字結,像包一個沒多少餡兒的包子。司馬問她:“你這是幹什麼?”小梅哭得上氣不接下氣,等哭完,情緒平復了,她才抽噎着説:“紅男綠女,紅男綠女。紅的,留給你;綠的,我帶走,等什麼時候,你把介紹信開下來了,我們正式結婚登記了,紅被子和綠被子,再合在一起。”

司馬乘火車把小梅送回家,一進巷口,他們就被左鄰右舍圍着問:“辦過婚禮啦?姑爺一表人才啊!什麼時候抱大胖兒子?快要去蘭州了吧?”稍後,他們和親戚們喝着回門酒,聽到的問題類似,給答案的態度也類似:含含糊糊、支支吾吾。

三天後,司馬離開徐州。又是雪天,車站,鐵軌躺在一片白中,兀自伸向遠方,像一段未知的前途。小梅自始至終只在上次整理被子時爆發過一次,她站在綠皮火車下,睫毛沾着雪。司馬從車窗伸出手想拍她的小圓臉,但夠不着。司馬擠出一個笑,小梅回他一個笑;司馬剛想説些什麼,被小梅阻止了,她點點頭:“我放心,你能解決。”

此去一年,司馬來徐州探親五次,小梅再沒去過蘭州。信來信往,倒和從前一樣。常去司馬單位的郵遞員是個胖子,姓王。王胖子每次給司馬送信,都不忘問一句:“司馬,嫂子啥時候調過來?一定是工作太忙了。”一次,司馬接過信,王胖子驚呼:“司馬,你抬頭紋都長出來了!”

小梅的信已改寄到家裏,每次收發信件,都通過母親轉交。躲過同事的七嘴八舌,躲不過母親的殷殷關切。關切有千萬種表達方式,但千言萬語都圍繞着:“司馬信裏提到調令的事沒?”

關於遲遲未來的調令,小梅和司馬準備了種種理由,包括醫院有緊急任務,非小梅參加不可;司馬有政治學習,過了這幾個月再説;徐州這邊不放,還要做院長的思想工作;蘭州那邊有名額,但司馬有同事,家裏更困難,兩地分居更久,他們把調動的機會先給了別人,正在排隊……

1954年初,司馬又來徐州看小梅,距上次探親僅一個月。這次,他是出差順路,只在徐州停留幾個小時。他事先沒通知小梅,先去了小梅家,得知小梅今天是夜班,轉身去了鐵路醫院。

深夜十一點,小梅茂盛的黑髮盤起來,塞得護士帽鼓鼓囊囊。她從病房走廊的一頭走向另一頭,走廊盡頭是穿着鐵路制服、高高大大的司馬。已經值了幾天班的小梅頭昏腦漲,沒提防,撞上司馬,撞進他懷裏,她“哎喲”一聲,剛想説“對不起”,沒料到對面的人捉着她的手,用指甲碰她的下巴。小梅本能地踢打,待反應過來,驚喜地尖叫,用另一隻手狠狠捶了司馬一拳:“你怎麼來了!”

他們走到醫院僻靜的一角,令小梅驚喜的,除了司馬的到來,還有他帶來的消息。司馬説,他已經放棄對現任領導的希望,他談過、衝動過、辯解過、被刁難過,事情都沒有實質性的進展……所以,他已忙着自己的調動。

“你調動?”小梅不解,含着一塊糖,説話含糊不清。糖是司馬從兜裏掏出來,親手剝了糖紙,塞進她嘴裏的。

“是的,我調走。”司馬篤定地點頭。

司馬解釋,現單位好幾個人等着提幹,他是焦點人物之一,管理難免嚴格些。他的一個好朋友在青海的兄弟單位,遠是遠了點兒,想來小梅也不會介意的。朋友管開介紹信,只要能調動成功,就能開出介紹信,到時候,“我們就可以去領結婚證”。這是他能想到的唯一的萬全之計。

“青海?條件會很艱苦吧?”小梅心疼地看着司馬。

“不怕,現在國家要修青藏鐵路,正是缺人的時候。”司馬眼中燃燒着温暖的小火焰。

時間緊張,他邊説邊把兜裏的糖都掏出來,放進小梅護士服的口袋。他又打開隨身攜帶的包,有四分之一個醬肘子、兩隻蝴蝶結髮卡。他剛從北京開完會回來。“還記得,那會兒,去景山,咱們拿刀割着醬肘子卷大餅野餐……”

“哈哈哈”,兩人同時迸出一陣笑。那次郊遊,作為南方人的小梅根本不懂這種北方才有的粗放吃法。當時,是司馬為她割肉、司馬為她捲餅,這是他們之間最愉快的時光——因為曖昧。這也是自1952年12月27日以來,兩人唯一一次露出發自肺腑的笑。

“我要走了,”司馬凝視着他的新娘,摸摸小梅烏黑的鬢角、幾縷從護士帽中掙脱出的倔強青絲,“等我的好消息!”

他揮揮手,消失在醫院大門口,路燈把他的背影拉得很長很長。目送着司馬走遠,小梅嘴裏的糖還沒化,是硬的水果糖,話梅味。

許多年後,小梅每每想起司馬,就會有生理反應。舌尖甜甜酸酸,是話梅糖的味道,而後甜越來越淡,酸越來越明顯,酸從舌尖橫着蔓延到整個口腔,豎着貫穿食道,連接胃部,一陣痙攣。

那時,站在鐵路醫院門口,吹着風的小護士於小梅,還不知道,此後幾十年,她和司馬奮強之間再無交集。

週末的晚上,請遠離東直門和西直門。

孟磊開了一個多小時的車,停停走走,喇叭按了無數次,最堵的地方簡直寸步難移。

雍和岸邊兩堤柳,我們看了有十分鐘;凱德mall近在眼前,遠在天邊,夥同另外兩座狀如修女戴着披巾的樓,像“西直門三姐妹”等待我們的朝聖,總也靠近不了,只能虔誠祈禱。

小梅就是孟磊的姥姥——我婆婆的母親。

我坐在副駕,聽孟磊説小梅和司馬的故事,唏噓不已。孟磊説累了,抓起礦泉水瓶,擰開蓋子,猛灌一口水。

我清清嗓子,問:“司馬就是第一個姥爺吧?他和姥姥其實一生沒有領結婚證,只算初戀?他們後來一直沒開下介紹信嗎?你姥爺和姥姥怎麼認識的?姥姥又怎麼和司馬接上頭的?是司馬生前,還是身後?”

“不,司馬姥爺是我的第二個姥爺,是我媽的後爸。”孟磊把瓶蓋擰好,手又放回方向盤。

我有點兒弄不懂了,用我的理解為它翻譯了一遍:“司馬是小梅的第二任丈夫?所以,小梅正式結婚的第一個人姓孟?”

“姓孫,我是我姥爺的外孫。你傻啊,我跟我爺爺姓孟。”孟磊轉過臉,扔給我一個“你真是傻白甜”的眼神。

“稍等,我盤盤。”我有點兒亂。

一 親愛巷

1954年春節前,司馬和小梅通過一次電話。

在電話局,話務員幫小梅接通司馬單位的線路。小梅握着黑色話筒,閒話幾句家常後,低聲問:“調去青海的事兒怎麼樣了?”

司馬説:“出了點兒狀況,單位不放,現在看,沒有想象得那麼簡單。”他在電話中沉默了一會兒,接着,兩人在沉默中僵持。小梅嘴裏的甜變得有些酸,酸越來越明顯,胃部隨情緒波動,一陣痙攣。等司馬邀請小梅去蘭州過年時,小梅拒絕了。也許是等待的時間太長;也許是希望、失望,屢次反覆,不斷疊加,失望變成了絕望;更也許是小梅想起司馬當初臉上閃過的那絲猶疑,她先掛了電話。

過了幾天,母親問小梅:“今年春節,是司馬來徐州呢,還是你去蘭州?”小梅沒作聲,母親再問,兩地分居的事,司馬究竟怎麼打算?話語中,母親難免埋怨司馬幾句,小梅避而不答,轉身離去。

半夜,母親起來小解,聽到小梅屋裏沉悶的哭聲。她循聲而去,發現小梅埋在被子裏;她掀開被子,看見小梅咬着枕巾的一角哭,枕巾已經半濕。

一年多來,小梅的內心藏着一個天大的祕密。同事、鄰居、親戚、家人,閒言碎語、關心、問候、各種遮掩,都伴隨一通電話宣告徹底地崩潰。沒等母親問為什麼,小梅就撲倒在她懷裏,有些氣憤地説:“媽!其實,我和司馬,沒領成結婚證。”

燈火通明,母親把父親揪起來,一家人緊急開會。關於叔叔是奉軍頭目、在張作霖手下做過事的説法,他們也才知道不久——形勢確實越來越緊張了。事實上,之後幾十年,也沒人明白,這究竟是傳聞,還是有實證;究竟是同名的同鄉,還確實是叔叔本人……總之,莫須有,像一隻黑手,冷不丁探進他們的生活,無情揉捏,肆意玩弄。

1954的春天特別冷,司馬寄走的信有一摞,王胖子很久沒看到小梅在信封上娟秀的字跡了。司馬不是文人,不知道“枕前發盡千般願,要休且待青山爛”的敦煌曲子詞,但以實際行動踐行了。每封信,他都在訴説自己又做了哪些努力、找了哪些人,無論發生什麼,哪怕鐵軌鏽穿,哪怕公職不要了,他都會和小梅在一起。但小梅像人間蒸發了似的,再沒回復他任何消息。

農曆三月初三,司馬風塵僕僕地來到徐州。在小梅家巷口,碰到鄰居,司馬熱情地打着招呼,問鄰居見到小梅沒?鄰居一臉詫異地回答:“小梅?不是走了嗎?”

半小時後,司馬又出現在巷口,他被曾經的岳母,請出門外。小梅的母親關門時,一臉抱歉,卻又一臉堅決,感嘆地説:“司馬,小梅等不起,她嫁到西安去了。”

她還把小梅沒有拆封的一大沓信還給司馬,以顯示小梅的決絕。

“可是我把介紹信開出來了!我調工作就為開介紹信啊!我們可以去領結婚證了!”司馬從包裏翻出介紹信,抖動着。

門已經關上了。

小梅家住的巷子叫親愛巷。據説,以前這裏的人刁蠻無理,政府想讓大家相親相愛,就改了這個名。1995年,司馬和小梅一道回去過,舊地重遊,滿頭白髮的司馬指着親愛巷的路牌,向小梅回憶當年自己離開時的狼狽:“深一腳,淺一腳,雨後道路泥濘,我在這裏摔了一跤,大衣、鞋、褲子、襪子上,都是泥,我的懷裏抱着你不看的信,手裏攥着介紹信。”

小梅的母親留給司馬唯一的線索是:西安。

司馬萬念俱灰地回到蘭州,沒多久,去了青海。幾年後,他娶了遠房表妹,組織家庭,生兒育女。二十世紀七十年代,司馬攜全家調動到西安鐵路局下屬的一家被服廠任廠長。經多方打聽,他得知位於城南的那所鐵路醫院裏,有一個姓於的護士,同事們都叫她“小梅姐”。於小梅,江蘇徐州人。丈夫姓孟,在西安站工作。夫妻倆有四個孩子,一個女孩、三個男孩。

二 交集

司馬四處託人打聽小梅的下落,小梅自然有所覺察。醫院的同事,和司馬認識、去城南鐵路醫院看過病、被小梅服務過的病人,乃至小梅的鄰居,只要和司馬有過接觸、司馬向其詢問過小梅消息的,轉臉,都會和小梅提起——

“被服廠新調來的司馬廠長,説以前是你在北京一個培訓班的同學呢!”

“看得出,司馬廠長很記掛你啊!”

1973年夏天,小梅第一次聽同事説起司馬的名字時,嚇了一跳。之後,在她臉上就看不到波瀾了。每每聽到上面那些話,她都不動聲色,點點頭説:“對,司馬奮強那時是我們的班長。”

司馬一米八幾的個兒在一眾人中格外顯眼,他擠開人羣,來到小梅面前,伸出手説:“於小梅同志,祝賀你,我是被服廠的司馬奮強!”

1954年到1994年,四十年間,小梅和司馬真正意義上,只有一次交集。

那是整個鐵路局的年度總結暨表彰大會,後勤部門推薦了司馬;醫院系統,小梅被選中。

大會在禮堂舉行,從主席台往下看,幾百號人,烏黑的頭和烏黑的頭挨着,像打開火柴盒,看排列整齊的火柴們。座位都是事先分好的,某一處是某個下屬單位,某一排是具體哪個部門。被表彰的人坐在最前面兩排,那些座位的靠背上,都貼着名牌,名牌由毛筆寫就。司馬被工作人員帶到第二排,他從左往右走,一路找着自己的名字。無意間,他看到左四座位上貼着“於小梅”,因為後面跟着其他人,他只能繼續往前,不能停下腳步,有老熟人招呼他:“司馬,這裏!這邊!”他坐在那一排的右三。

大會在歡騰的氣氛中舉行,照例是領導發言,然後先進個人代表發言。

小梅是代表之一,這一年,她四十一歲。短髮齊頰,一側頭髮垂在腮邊,一側別在耳後。圓臉依舊,只是比過去的圓大些,畢竟中年。

小梅的發言是平實的,除了感謝鐵路局和醫院領導,感謝同事,主要談她親歷的兩件事,也是被表彰的核心事件。一件,她在回鄉探親的火車上,為忽然破羊水的產婦接生,情況十分危急,最後,在她的救治下,母子平安;另一件,某縣麻風病盛行,各地醫院都抽調醫務人員前去支援,她如何第一個報名,又如何帶領團隊,歷經千難萬險,圓滿完成任務。

台下的人都被她説得熱淚盈眶。

司馬掏出手帕擦眼淚,他把正方形的手帕攤開,對摺成長方形,按在自己的深眼窩上,留下對稱的兩片濕。等他鬆開手帕,小梅已經在熱烈的掌聲中走下台,同一排的人都站起來爭相和她握手。司馬一米八幾的個兒在一眾人中格外顯眼,他擠開人羣,來到小梅面前,伸出手説:“於小梅同志,祝賀你,我是被服廠的司馬奮強!”

小梅愣了愣,臉上掛着一副闊別已久的表情,剛蜻蜓點水般和他碰了碰指尖,手就被其他激動的聽眾抓住。

戴大紅花的環節,司馬和小梅同台,當然,同台的有二十多人,從台的這頭排到那頭。鐵路局的一把手為每個人頒發獎狀,主持人,也是局裏廣播電台的播音員,用高昂的聲音倡導全場起立,為受表彰者鼓掌。

1995年,司馬和小梅一起去徐州親愛巷訪舊時,都提到了這一幕的心理活動。恍惚、感慨,不約而同都在台上想到,“我們一起戴過兩次大紅花”,一次在蘭州婚禮,另一次在西安表彰大會上。

但這想法在小梅的腦海中,只是一閃而過。

那天,小梅的丈夫孫福成也在場,他在台下第七列第三排,和車站的員工們坐在一起。孫福成是公認的苦出身,山東人,逃荒到了西安。一開始,他在鐵軌邊撿煤渣為生,後來,到站裏做司爐工。上班,就是一鍬一鍬添煤,下班時,只有牙齒是白的。再後來,他從臨時工轉成正式工,從客運轉去貨運,“文革”後,提了貨運部主任。孫福成踏實肯幹、願吃虧、愛學習,工友們都服他,大家都親切地喊他“老孫”。

女媧造人時,像拿了一支毛筆,在老孫的臉上用濃墨點了兩個點,又認真地寫了一筆“一”。老孫的兩道眉毛短而濃,鬍子卧蠶似的,卧在脣色極深的嘴上,他嘴一咧,兩個眼角就堆起幸福的小褶子。

小梅在台上發言時,無疑,車站貨運部門爆出的掌聲最熱烈。大紅花讓小梅瞬間失神,與受表彰代表一一握手的一把手又把小梅迅速拉回現實。一把手成為一把手前,做過老孫的領導,他有亮堂堂的額頭、亮堂堂的嗓門,他搖一搖小梅的手,開玩笑地説,以後要給小梅和老孫單設一個獎,就叫“比翼雙飛好夫妻獎”,左右兩邊的人都笑了。

1995年,小梅在親愛巷巷口回憶,表彰大會開完的那個晚上,回到家,老孫在小方桌上為她擺上小酒盅。四個孩子團團圍在桌前,老孫做了幾個素菜,開了個罐頭,還蒸了碗雞蛋。嫩黃的雞蛋呈圓形,老孫拿一枚竹片小心將蛋劃成十二等分,一人兩分,他的沒吃,十二分之一給妻子,十二分之一給女兒孫敏。兒子們不服氣,老孫把眼角堆滿褶子,呵呵笑説:“今天雙喜臨門,媽媽受表彰,姐姐上大學以來,第一次回家探親。再説了,咱們家,男的要讓着女的。”

司馬吸吸鼻子,對應回饋了那晚他家的情況。

他和表妹生了三個孩子,一兒兩女,長子與小梅的次子同齡,小女兒剛上初一。這天,小女兒放學回來,見爸爸在家,熱烈地想和爸爸説點兒啥,可司馬一臉落寞,詞不達意,問幾句才回一句。表妹以為司馬累了,把小女兒轟走,説:“讓爸爸好好吃口飯,別打擾爸爸。”

“都挺好的,”司馬承認,但他有執念,“那些年,我就是想找個機會告訴你,介紹信開出來了。想問你,知道嗎?”

“不知道,我媽沒説……為人父母,我能理解她。”小梅第一千零一遍回答他。

小梅母親沒説的還有小梅寫給司馬的信,共計三封:一封為那天掛電話道歉,一封問事情的進度,一封説有什麼難處,兩人一起擔。在親愛巷,小梅和司馬回憶當年時,發現司馬一封也沒有收到。是了,定是小梅前腳投到郵筒,後腳就被母親等着郵遞員來,強行撤走。

1980年,司馬和小梅還有過一次不算交集的交集。

一個秋日,司馬負責給各單位發最新的被服,他在名單中,發現城南鐵路醫院來領取被服的負責人是於小梅。中午,他特地回家,換了一件新襯衫,下午,城南鐵路醫院來人,不是小梅。

“我故意不去的,請了假,換了別的同事。”六十多歲的小梅表情上閃回當年,一臉沒必要的神態,“都挺好的。”

三 求婚

小梅的四個孩子各有各的出息,其中長女孫敏,女承母業。上山下鄉時,孫敏做過赤腳醫生,曾用腳丈量過苗寨。她拍過一幅照片,照片中,她穿苗族便裝,拖兩條大辮子,斜挎着標紅十字符號的藥箱,蹲在一條小河旁,一隻手揚起水,另一隻手還在水裏;照片旁有一行白色小字:廣闊天地煉紅心。

這張照片,寄回家後,被老孫用木塊和玻璃鑲了個框,掛在家裏最顯眼處。

1977年恢復高考,孫敏考上北京的大學,學臨牀醫學。畢業後,她回到母親工作的鐵路醫院上班,外號“高蛋白”,因為皮膚白,白裏透紅的白。“看起來就好健康噢”,見過孫敏的人都這麼説。

孫敏於1982年生下孟磊,1994年,孟磊讀小學五年級,最愛他的姥爺孫福成去世。

一家兩代,好幾口人,都在鐵路系統工作;老孫人緣又好,他的葬禮極盡哀榮。老孫死於惡性腫瘤,三年五次手術,該上的手段都上了;該搶救時,一點兒沒耽誤。因此,老孫去了,家人遺憾,卻不愧疚。

老孫的頭七剛過,小梅家就來了一位不速之客。

是司馬。

小梅家的客廳設着靈堂,老孫的像掛在牆的正中央。那些天,前來悼念的人絡繹不絕,老孫的幾個孩子,面露悽色,立在一旁。是孫敏的丈夫孟石接待的司馬,孟石把司馬當作岳父的老同事,和他握手,點燃三支香遞過去。司馬背已有些駝,他走到老孫的遺像前,深深鞠個躬,再直起身,快走幾步,把香插在香爐裏,回頭問孟石:“你們的媽媽呢?”

當地習俗,紅白喜事,來訪的人都要隨份子。孟石以為司馬要把份子錢親手交到岳母手中,便領司馬進了裏屋。裏屋,小梅倚在雙人布沙發的一側,沙發巾是一牀舊毛巾被,花色有些模糊。見到司馬時,小梅有些恍惚,一時沒想起來是誰。出於禮貌的本能,她撐着沙發扶手想站起來,孟石趕緊走過去,攙扶起岳母的左胳膊。司馬讓小梅不用多禮,好好休息,他將手伸進黑色夾克衫內袋,摸索出一隻牛皮紙信封,放到小梅手裏,低聲説:“節哀順變。過段時間,我再來看你。”再拍拍孟石的肩,道一句“照顧好你媽”,就和大部分來客一樣,禮數完成,便走了。

小梅捏着牛皮紙信封,過很久才想起打開,事實上,不是她打開的。她捏了一會兒,放在沙發巾上。負責登記份子錢、前來幫忙的遠親發現了信封,拿起信封前後看了兩遍,仍沒找到送禮者的姓名,連呼奇怪。接着,遠親打開信封,抖一抖,飄出五張百元人民幣,散落在沙發上、地上。五百元在當時是一筆大數,可信封似乎還沒抖乾淨,還裝着些什麼。遠親掏一掏,掏出一張對摺的、泛黃的、質地有些鬆脆、上面還印着些什麼的紙。遠親不敢造次,撿起錢,錢疊在信封上,連同那張對摺的紙,交給小梅。

小梅木然將紙展開,雙手從慢到快地抖,抖到停不住。

1954年4月開出的結婚介紹信,寥寥數語,油印部分的字體是楷書,鋼筆字部分是行書。合起來拼成:茲有我單位司馬奮強同志自願與於小梅同志結婚,請予以接洽審查登記。

稍後,介紹信被顫抖的手抖出手外,落在地上。

一個半月後,老孫的七七結束。司馬奮強再次敲開小梅家的門,只有小梅一個人在家。客廳恢復成過日子的常態,老孫的遺像從牆的正中央挪到飯廳一角,像下襬着香爐、一碗、一盤和一雙筷子。碗裏是面,灑着些葱花、辣子;盤子裏是紅燒的肉類,看得出家裏吃啥,還不忘給老孫留啥。

小梅為司馬泡茶時,司馬給老孫敬了三炷香。小梅把茶杯端到司馬面前,司馬忽然意識到他和小梅一對一,面對面,已過去四十年了。

現在,小梅六十二,司馬六十五,油光水滑的烏黑大辮子不見了,一米八幾的大個子起碼縮水五釐米。

司馬沒喝茶,他把茶杯擱在飯廳的桌上,兩人在桌前坐下,沉默了一會兒,司馬開口了。

他先是交代這些年的經歷,從徐州回蘭州,從蘭州到青海,再從青海到西安。而後説起現狀,表妹去世好幾年了,孩子們各自成家,如今,他已是三個小朋友的爺爺。最後,他談到此行的目的:“如果你不嫌棄我老……我還能陪你十年。當年,我們就差一張結婚證。”

他斷斷續續説完,一口喝乾杯中茶,額頭沁出微微的汗。小梅拿起水瓶,拔掉木塞,將瓶身傾斜,水衝着杯口,流成一條粗線。熱水在杯中,燃起一道白色霧氣,嫋嫋娜娜,霧氣漸散。她將水瓶立正,按上木塞,沒抬頭,只點頭,聲音微嘶啞,語氣堅定地説:“好。”

她握着杯把,把茶杯遞過去,司馬的手蓋上她的手。

司馬和小梅告知了各自兒女,很快,領了結婚證。注意,是告知,他們根本就無所謂兒女是否同意,尤其司馬。他的原話是:“當年組織不同意,我沒辦法。現在我什麼都不管,我要結婚。”

幸運的是,雙方兒女聽完故事,都感嘆他們的不容易。兩家人在一起,擺了一桌家宴,就在老孫的遺像前,一屋子人,為他們舉起祝福的酒杯。

1994年至2004年,司馬真的陪了小梅十年。

開頭幾年,兩人身體還不錯,旅遊是他們生活的主題。他們牽手走遍了祖國大好山川,複習人生履歷中每一處停留過的地方。北京的景山、天壇、曾經的培訓基地,新疆、青海、甘肅、江蘇;火車站、醫院、親愛巷……

他們像要把失去的都彌補回來。

孫敏和他們住在一個大院,在二老的夕陽紅旅途中,她還陪過一次。

那是1999年去貴州,孫敏帶着丈夫、孩子,和司馬、小梅,一家五口,遊山玩水,還抽空兒去了她曾插隊的村子。

在景點,小梅穿上苗族禮服,滿頭插着銀飾。孫敏則找到當年的河,擺出同樣的姿勢,蹲在河邊,一隻手揚起水,另一隻手還在水裏。老年攝影發燒友司馬咔嚓咔嚓按着相機,為她們拍照,回到西安後,再將它們洗出來、裝框。孫敏的那張揚水照,就放在“廣闊天地煉紅心”照片旁。見過的人無不讚其妙,無不感嘆時光如水般流逝。

除了孫敏,兩家其他子女來往得也不錯,一年總有幾次,中秋、春節,一大家子聚在一起,在飯店包廂,十二人桌,能開兩桌。

司馬和小梅在其中的努力,是他們和諧相處的前提。首先,老兩口單獨住,婚後,司馬就搬到小梅家,儘量不麻煩孩子們。其次,他們尊重彼此之前的婚姻,每逢清明、七月半,他們就相攜為各自的前夫、前妻上墳;小梅家,老孫的遺像甚至都沒摘下來。

2004年春,司馬在離休幹部例行體檢中,發現胸部有個腫塊;繼續檢查,確診為淋巴癌。手術後,他出院,沒回小梅家,被在華縣工作的兒子接走。司馬對孫敏説:“你媽命苦,我不能再讓她眼睜睜地看着第二個男人走,我就不回去啦。”

從此,司馬和小梅恢復到年輕時兩地分居的生活狀態,只靠鴻雁傳書,維繫感情。

鴻雁就是孟磊。

2004年,孟磊在西安交通大學醫學院讀大四。週末,他總往來於西安和華縣之間,替小梅和司馬送信、帶話、捎東西,他喊司馬叫“司馬姥爺”。

司馬在病牀上支了張摺疊小桌,看書、吃飯、寫信都靠它。一次,孟磊去看司馬,將小梅的信遞給他。司馬戴上眼鏡,拿起筆,認認真真地在信封上標上數字“282”,再拆開。孟磊大奇,問司馬:“這數字有什麼特殊含義?”司馬笑呵呵地解釋,他和小梅年輕時通信,就習慣標上數,他還記得,他在第176封信中求婚,小梅在第177封信中答應。

信封上的數字沒標到“300”,司馬就不行了。他的兒子火速將他送回西安,救護車上,司馬停止了呼吸。

消息瞞不過小梅,但家人不讓她去司馬的追悼會。她沒堅持,只是讓孟磊帶了一樣東西去追悼會,此外,訂了只花圈。

司馬和老孫一樣,是鐵路局的老人,徒弟、下屬、同事、領導、鄰里、故交,枝枝蔓蔓,追悼會肅穆、盛大。一些人知道司馬和小梅的故事,另一些人通過一些人得知。小梅送來的花圈樸實無華,但輓聯的落款催人淚下,赫然印着兩個字:老妻。

“老了才成為他的妻子?”

“是一個年老的妻子?”

遺體告別的隊伍往前蠕動,排隊的人們竊竊私語猜測着。

輪到孟磊告別,他彎下腰,從隨身的包中掏出一對鮮紅的結婚證。司馬在鮮花的簇擁中,平躺着,像熟睡般安詳。孟磊將結婚證插進司馬襯衫的口袋,輕輕道:“司馬姥爺,姥姥説,當年就差這一對結婚證,就讓它們陪你一起去吧。”

司馬的白襯衫很薄,紅色結婚證透過他胸前的口袋,清晰可見。所有經過他的人,都看見了。

儀式完畢,在場所有紙質的祭奠品都焚燒了,包括那隻寫着“老妻”的花圈。

結婚證隨司馬的遺體火化。

路況喜人,過了西直門,我和孟磊的車一馬平川,一路狂奔。

孟磊去隔壁小區接孩子,我先回家拾掇。北京的街頭,風中如拍了花露水,自帶涼意,樹葉一片接一片地落在我的腳前。我默默走着,心裏只有一個聲音,我要寫它,寫那對結婚證;我要寫他們,寫司馬和小梅。

等不及到家,我就給孟磊發微信,孟磊過了會兒才回:“寫吧,我剛問了媽,她説,姥姥和司馬姥爺的故事,比她看過的任何電影、電視都感人,我想,她會樂於看到你寫出來。”

我鬆了口氣,從現在開始盼着婆婆和姥姥回來,當面聊,會有更多未知的細節。

一 紅被子、綠被子

懷遠的石榴個大、皮薄、顆粒飽滿,剝出來,盛在玻璃碗中,像一捧閃閃發光的紅寶石。

我剝了一碗,遞給婆婆。

這是2018年的國慶假期,下午兩點,姥姥午休未起,其他人各有各的理由不在,客廳只剩我和婆婆。

婆婆家,儼然是標準的退休知識分子之家。客廳隔成兩部分,左邊,擺着茶几、沙發、電視機,電視牆呈淡綠色,竹葉似的花紋凸起如浮雕,綠植讓空間充滿活力。右邊佈置成小書房,寬大書桌上,擱着幾本書法教材、數支毛筆、一摞宣紙;書桌後,是一排書櫃,除了書,還有些擺設。

邊吃石榴,我邊和婆婆閒聊,今天的話題當然是姥姥。

婆婆口中,姥姥的母親在官宦人家長大,而姥姥出生七天就受天主教洗禮,中小學讀的都是教會學校,十五歲前接受的教育是洋派的。

提及姥姥在過去歲月中,因政治原因帶來的磨折,婆婆説:“她總像是有心事。性格中,忍的成分居多。小時候,我很少見到她笑。”説到這兒,婆婆倒爽朗地笑了。

秋天的陽光從陽台射進客廳,穿過半掩的窗簾,均勻鋪在茶几上,零碎灑在玻璃碗的各個稜面。婆婆的頭髮剛燙染過,一頭小黑卷。她的圓臉微胖,一笑,皺紋浮起,一雙外科醫生的手靈巧白皙。石榴吃完了,她將碗端走,我忙着泡茶。一人握着一個小茶杯,我把話題帶進另一茬,談姥姥和司馬姥爺。

“我找幾件東西給你看。”婆婆走向書櫃,按動彈簧門,從書架上取出幾本相冊和一冊舊書,將它們攤在茶几上,我湊過去。

“這是……”我對着舊書橙色封面上的“幾度夕陽紅”五個字發問。

“這是瓊瑤的小説,寫大時代背景下,一對戀人的離合。我媽和司馬叔都很喜歡,讀過很多遍,每次讀,都要嘆息一番。你要是沒讀過,也拿回去看看。”

“這是……”

“這是他們1951年在北京培訓時的照片,也是他們唯一一張老照片。”婆婆在幾本相冊中翻了翻,找到一張黑白集體照。她用指尖為我圈出前排左三、坐着都顯得比其他人高大的男子——司馬叔;再點一下後排居中、梳辮子、圓圓臉的女生——我媽。

“這是……”

“這都是司馬叔和我媽全國各地旅遊的照片……”婆婆把一本相冊推到我面前。

“啊,他們真是走了很多地方。”我一頁一頁翻過去,照片以姥姥的單人照為主。我不禁感嘆,平時總在忙忙忙,對家人關心太少,對老人們的從前知之甚少。

“司馬叔愛好攝影,”婆婆解釋,她又站起來去書櫃裏取出兩個相框,其中一個黑色木框已掉漆。框內的照片均是婆婆,姿勢、地點相同,年齡、拍攝時間有別。她指着新一些的相框道,“喏,這是我們一起去貴州時,司馬叔為我拍的。”

這兩張照片,我早就看過,此刻再看,卻別有一番感觸:“真難得,你們相處得不錯。”我將相框擱在膝頭,仔細端詳。

“人和人之間也講緣分,我們兩家人,我和司馬叔,都很投緣。”婆婆微笑。

婆婆姐弟成長各階段的照片、孟磊的照片、姥姥和孫姥爺的照片……就這樣,我們在沙發上,不知不覺翻了一個多小時相冊。

其中,一張拍於上世紀八十年代末,正紅色背景,寫着“結婚三十五週年紀念”。相片中,姥姥穿着米色羊絨衫,戴一串米粒形狀的珍珠項鍊,嘴脣矜持地笑成一個弧狀,容貌和婆婆現在幾乎一樣。姥爺則穿着咖色手織毛衣,鬢角已白,眼周笑得堆起褶子。

“其實我爸活着的時候,和我媽感情也很好。”婆婆用指肚摩挲着她父母的影像,輕輕地説。

姥姥房間傳來聲響。

“姥姥醒了?”我問。

“好像是,我們去看看。”正往屋裏走,婆婆忽然拽拽我的衣角,提醒我,“我已經告訴她,你想寫她,但……畢竟都是些傷心事……”

我忙説:“我懂,多餘的話我不會説,有啥疑惑的,還是問媽。”

我們走進卧室,瘦削的姥姥坐在臨窗的靠椅上。她上身穿一件紅色針織開衫,下身着一條灰色長褲,腿上蓋着牀薄毯,腿邊倚着一支褐色木質枴杖。她從紅色針織袖管中伸出的手,青筋凸起,頭髮花白,髮量稀疏。那雙靈活的大眼告訴我,她的精神依舊矍鑠。

我滿臉堆笑,快步走近,喊着:“姥姥起來啦?”姥姥露出一個只屬於長輩的笑,她捏住我的手,與我閒話家常,問貝貝呢?我説,爸和孟磊帶她出去玩了。

婆婆走近姥姥,刻意放大嗓門,提高音量,問:“要不要去陽台曬曬太陽?”姥姥的耳朵有點兒背。

姥姥點點頭,婆婆扶她起來,我正要幫忙,被婆婆攔住:“你先在這兒待着,我還有東西給你看。”

她們離開卧室,沒多久,婆婆回來了。她徑直走向姥姥牀邊的衣櫃,打開白色櫃門,喊我的名字。我不明就裏,走過去,只見衣櫃分上下層,下層是四進抽屜,上層是高約四十釐米的櫥子,一牀看不出花色的牀單包裹着什麼,整個把櫥子塞滿了。婆婆一扯,那牀單如幕布落下——

一牀紅被子疊在一牀綠被子上,兩牀被子,袒露在我面前。我聽見了心跳的聲音,可我的呼吸卻像要暫停似的。

“琦琦,你來看這被子。”婆婆和我站在衣櫃的兩側,我們的頭微微仰着。

緞子被面,光滑、精緻,除了紅和綠,還有金色。隔着摺痕,隱約看出,是一對金鴛鴦。我伸出手,微微碰觸它們,又迅速收回,我為我食指上的老繭感到抱歉。

1953年,於小梅和司馬奮強在蘭州,沒領成結婚證,但婚禮如期舉行。探親假完,於小梅把綠被子揹回徐州,紅被子留給司馬奮強,告訴他,什麼時候領成結婚證,什麼時候,紅被子和綠被子再合在一起。

1994年,兩人再婚,司馬搬到小梅家,他背了紅被子來,發現牀上,放着一牀綠被子。

“這被子……從西安又帶到了北京。”婆婆聲音平緩,在我耳邊,徐徐道來,如電影旁白。

我腿有點兒軟,後退幾步,退到姥姥牀邊,“咚”地坐下。説實話,這一刻,我才能確認,於小梅和司馬奮強是真實存在的,他們是舊照片中凍住的前排左三、大高個,後排居中、小圓臉,而陽台上那位耄耋老人千真萬確是事件的親歷者,我的女主角,他們對上號。

二 《結婚證》

一個月後,我帶了本雜誌去婆婆家,我在雜誌第八頁折了個角,婆婆打開就能發現,那篇名為《結婚證》的文章。文章結尾處,我表述了為什麼要寫它——

“除了愛情,更打動我的是,時代的車輪總不經心碾壓無辜的人,可故事中的人,沒有一個是壞人,沒有誰主動傷害誰。他們用自己最大的努力,付出堅守,付出珍重。”

《結婚證》比我想象得更要受歡迎。一段時間內,我陸續收到幾十家雜誌的樣刊和轉載稿費,常有不同平台的新媒體小編來加我微信,請求授權刊登,微博也時不時有熱心讀者給我發私信。

“我很喜歡《結婚證》,請問是真的嗎?”

“我是一名音頻主播,我可以念一念《結婚證》嗎?”

我也忘不了它,在多個線下沙龍提到它。

一次,在敦煌圖書館,我給一羣中學生講怎麼蒐集素材,以《結婚證》為例。講完故事,還沒講方法論,台下的中學生們已熱淚盈眶。

另一次,在上海書展,我有本新書開發佈會。記者提問:“新書中,您最喜歡哪個故事?”我又舉它為例。書展是開放空間,觀眾走來走去,可那天,觀眾越來越多,椅子不夠用,站着的人圍着坐着的人,站着的人圍着站着的人。當我説到在婆婆家,看見紅被子疊在綠被子上,一位相貌普通的中年男子用食指關節拭淚,而他,不是唯一一個。

這些消息,我都轉告了婆婆。從愛護姥姥出發,婆婆只把首發的雜誌給姥姥看過。

“姥姥看完,什麼反應?”我小心翼翼地問。

“她沒説話。”

“哦……”

“很久沒説話,”婆婆停了下,“但她把雜誌一直放在那兒。”她衝姥姥的牀頭努努嘴,我趁姥姥曬太陽時去看,果然,姥姥的枕邊,躺着那本雜誌,一副老花鏡擱在上面。

漸漸地,司馬和小梅在我的生活中告一段落。《結婚證》只是我寫過的眾多故事之一,不同的是,原型仍在我的生活裏。

轉眼,已是2020年。

三月底的一個下午,我正忙着在各種買菜APP上搶青菜,公公忽然給我來了電話。

疫情原因,孟磊所在的醫院有新冠肺炎確診病例,形勢緊張,他工作更忙,已經有半個月不在家了。

“琦琦,出大事了。”公公態度慌張。

“是孟磊嗎?”我脱口而出,情不自禁,坐正身體,“他確診了?”想想不對,孟磊沒給我消息,怎麼會先給他爹消息。

“呸呸呸!”公公罵我烏鴉嘴。

“對,呸呸呸!那是……”我的腦子飛快轉了下,“姥姥……又……”疫情對於高齡老人是個坎兒,姥姥前幾天在洗手間暈了過去,摔到腰,我們叫了“120”,現在,已經回家。

“你姥姥情況是不好,這次……是你媽。”我公公馬上否認。

“怎麼了?”我疑惑。

“今天早上,你姥姥精神好點兒,叫你媽進房間,説有話要跟她單獨談……”我公公嚥了下口水。

“然後呢?”我着急了。

“你媽從姥姥那兒出來後就一直哭,哭了幾個小時,還一邊哭,一邊喊‘爸爸’,不吃不喝,誰勸也不聽。”

“姥姥跟她説什麼了?是交代後事嗎?”

“差不多。你姥姥説,她不一定能撐過今年,有件事一定要告訴你婆婆。”

“什麼事?”我急了。

“‘你後爸是你親爸’。”公公像脱水的行者走在沙漠上,艱難地嚼一塊幹饢。

“後爸是親爸?”我喃喃重複,待反應過來,半晌説不出話。

三 親爸後爸

1954年1月到4月,三個多月,發生的事兒,於小梅三十多年都沒有消化。

春節前,她在徐州電話局與司馬奮強通話,得知司馬調動去青海的事有困難,結婚證還是領不成,她主動掛斷電話。心痛引起胃痛,於小梅蹲在地上,好一會兒。稍後,她回醫院做了檢查,發現懷孕已兩個多月。

祕密無人分享,於小梅只能一個人在夜裏咬着被角哭。

祕密被母親發現,那個燈火通明的夜、開家庭會議的夜,父母和她約定,過了春節,如果司馬還不能帶着介紹信來,她就要服從安排,嫁到外地。

這期間,小梅寫給司馬的信,都被小梅的母親攔截;司馬寄來的信,也都被她封鎖。

沒有信的日子,小梅整天以淚洗面、心灰意冷,她為司馬找了各種理由,太忙或彼此都需要冷靜,然而,她的內心卻附和着母親的質疑——

如果司馬想娶你,為什麼一直不來徐州?一封信也沒有?

如果司馬不是在意他的前途,為什麼不能棄之不顧,辭去公職也要和你在一起?至於拖到現在?

如果司馬真的在意他的前途,你現在逼着他娶你,他就算娶了,你這一輩子也是欠他的,你還得起、我們還得起嗎?

目前的形勢,誰都看不清楚。媽和爸有一天也會自身難保,最好給你找個老實可靠、貧苦出身的,不求有大出息,但求他的苦能罩着你,過上安穩日子。

……

春節很快到來,小梅凸起的肚子慢慢顯懷,小梅的母親在苦口婆心外,開始忙碌起其他的事。

一個濕冷的雨天,她敲開鐵路醫院院長辦公室的門,在感謝院長對小梅的栽培之餘,娓娓訴説着女兒的困境和最大的祕密。

院長和小梅母親同齡,沉吟片刻,她決定為小梅安排流產手術,並表示,如果需要,還可以開一張肝炎的病假條……

但小梅拒絕手術。

與此同時,小梅的姐夫用最快的速度去了趟西安。他的發小姓張,在西安鐵路局工作。老張的妹妹是該市城南鐵路醫院的護士,和丈夫兩地分居,想對調到徐州來。老張央小梅的姐夫幫着踅摸可以對調的人已有一段時間,如果不是小梅和司馬早是一對,老張甚至想幫小梅介紹個西安的對象,以成全自己的姨妹。現在,雙方都有這個需求,當事人也同意,對調,很快就批了下來。

姐夫和老張握手告別時,還拜託他再做一件事,幫小梅迅速嫁掉。

關於找個什麼樣的,小梅只有一個要求,能容下她和她的孩子。

老張在周圍扒拉了一圈,最終鎖定孫福成。一個山東逃荒來的司爐工,三十歲,還沒轉正。逃荒路上,死了老婆、孩子,人老實、心地善良,就是窮了點兒,但知根知底,認識好幾年了。

老張隨信附來孫福成的照片,沒有更好的選擇,小梅的父母衝姐夫點了頭。姐夫再問小梅,小梅把臉偏過一邊,看都沒看照片。姐夫再看姐姐,姐姐眉毛一皺,示意“就這麼着吧”。於是,姐夫在燈下給老張回信,把這事兒給定了下來。

車票、行李、手續都用最快的速度弄完。1954年,果然如小梅的母親預言,她和小梅的父親在單位受到衝擊,是姐夫送小梅去的西安,老張和孫福成在西安站接的車。

那天,於小梅進了孫家的門,所謂孫家,只有孫福成一個人。兩人面對面無聲坐着,終於,於小梅想對孫福成解釋一下過往,孫福成拍拍炕沿兒先開口:“別説了,我都知道了。我命苦,你也命苦,我們成個家不容易。説起來,我還配不上你,你是醫院的正式工。只要你不嫌棄我,以後,你就是我老婆,你生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,我會一輩子對你們好。”

説完,孫福成就去忙了,還特地為小梅煨了一隻豬腳。

馬不停蹄,小梅去城南鐵路醫院報到。

孕期心情抑鬱,工作又忙,小梅生產時,整整提前了兩個月。外人看來,恰是足月。

小梅沒奶,孫福成千方百計,搞到一隻羊。

一日,於小梅綁着頭巾,披着棉襖,坐在炕上。她拍着襁褓中的孫敏,透過平房窗户,看見孫福成在屋外擠奶。滄海桑田、天翻地覆、造化弄人、隨遇而安……一個個成語從天而降,落在她眼前。她把孩子拍睡着了,端詳着孩子的臉,輕輕説:“咱倆也要一輩子對他好。”

孫福成給孩子起名“敏”,過了很久,小梅才知道,那是他在災年夭折的女兒的名字。他也確實兑現了諾言,將孫敏視如己出,是那個年代少見的生閨女還要散紅雞蛋的好爸爸。

1971年,司馬奮強四處打聽城南鐵路醫院是不是有個叫於小梅的護士、是不是徐州人、是不是在北京培訓過,孫福成和於小梅的生活如齒輪般咬合精準、正常運轉,亦如古井水寧靜幽深、波瀾不驚。

1978年,表彰大會結束,當晚,於小梅躺在牀上,將頭斜倚在孫福成的肩膀處,她提起自己見到了司馬奮強。孫福成問:“誰是司馬奮強?”於小梅這才發現,自己從來沒有向丈夫提過前男友的名字,於是,她用更準確的詞,“小敏的親爸”。

她明顯感覺孫福成的肩和整個右臂頓時僵了。結婚二十四年來,孫福成第一次向她發火,他推開妻子,坐起來,披上衣服,走出門。於小梅問他:“你去哪裏?”孫福成沒理她,於小梅扯件衣服套上,跟着出去,只見孫福成拿着煙袋,坐在平房廊下一隻他親手做的木頭板凳上,煙袋鍋敲打地面,發出沉悶的聲響。

後半夜,孫福成帶着一身煙味回來。

他躺下,於小梅沒睡,看着他。他濃如墨的眉毛糾結在一起,像個加粗加黑的破折號。於小梅輕聲説:“對不起。”孫福成重重嘆口氣道:“以後別説這種話了,我就是小敏的親爹,咱們四個孩子的爹!”

他把頭歪向一邊,於小梅把他的頭掰回來,就算和解了。

1994年,在親愛巷漫步時,於小梅對司馬奮強提起老孫的好、老孫的執念。

“他不是自私。”於小梅強調。

“當然,我懂。”樹葉一片一片地落在司馬奮強的皮鞋上,他的目光飄向很遠的地方。

“這是他親手建設的家,像一個堡壘。”於小梅感嘆。

從徐州回西安,窗外,一路風景。

夕陽如一枚鴨蛋黃,遠遠掛着,司馬奮強忽然對小梅説,他決定,出於對老孫的感激和尊重,有生之年自己絕不向孫敏主動提起他才是親生父親的事。雖然他早就猜到了,無論是孫敏的出生年月,還是她的膚色、輪廓、自來卷都已證明。其實,當年,他也猜到了,所以,才會抱着一定要再見到小梅的決心,調到西安,尋訪她的下落。

“你後爸是你親爸,你親爸才是你後爸。”八十八歲的於小梅自覺時日無多,用枯柴一樣的手握住六十六歲的女兒孫敏交代後事。她氣若游絲,説幾個字,就要歇一歇,“我想了很久,還是覺得要告訴你,因為,你的兩個爸爸,都是好人。”

在孫敏的記憶中,有幾幕,總也揮不去。

小時候,大概七八歲吧,全家一起去西安長樂公園。當時,她已經有了兩個弟弟,但爸爸只把她扛在肩頭,弟弟們在後面走。她綁着兩個紅色蝴蝶結,小辮子在耳邊一蹦一蹦。她雙手摟着爸爸的脖子,居高臨下,不可一世,驕傲得像個公主。

插隊時,她和一個同鄉的男知青戀愛兩年。男知青先回城,漸行漸遠漸無書,她為此專門回了趟西安,發現他已和別人出雙入對。

事發突然,她整日以淚洗面。起程回貴州的那天,她哭着問爸爸:“我以後是不是不會再遇到更好的人了?”爸爸看了她一眼,神色詫異,像把她的話當笑談:“我閨女!怎麼會?!”瞬間,她也意識到,嗨,天涯何處無芳草,真的是笑談。

三十多歲時,孫敏的婚姻出現危機,因為婆媳關係。她氣急敗壞回孃家,機關槍一樣“嗒嗒嗒”地説出自己的委屈。爸爸等她説完,拍拍她説:“別怕,真的要離婚,我們給你帶孩子,你就安心工作。”她撲哧一笑,又覺得,沒到那一步,算了。

再往後,是爸爸臨終時。

兒輩、孫輩環繞着他,他説,他這輩子知足了,有這麼好的一切,都別哭。他長嘆一口氣,閉上眼。

孫敏當時握着爸爸滿是老繭的手,從温暖到冰涼。她遲遲不放,最後,被人強行拉開。

與之對應的幾幕,也不斷浮現在孫敏眼前。

爸爸靈堂上出現,給爸爸上香的高個兒老頭,那是她第一次見到司馬叔。

媽媽宣佈要再婚時,她起初愕然,聽完往事,再去看,有同情,有理解,還有一種説不出的親切的司馬叔。

執意要和他們住得近的司馬叔,他們,就是孫敏一家三口。

不摘爸爸遺像的司馬叔,陪媽媽去上墳的司馬叔。

唯一一次一起去旅遊,跑前跑後張羅,一有機會就忙着按快門,提議去她插隊的地方走一走的司馬叔。

去華縣前,佝僂着背叮囑她,照顧好自己,照顧好媽媽,“我不回來了,不想你媽眼睜睜看第二個男人走”,眼神複雜的司馬叔。

……

孫敏坐在沙發上,這些畫面交錯出現,兩個爸爸影像交疊。

她號啕時,在別人眼中,六十多歲的她像個孩子。在她心裏,她也確實是個孩子,是坐在老孫肩膀上,抱着老孫脖子,兩隻羊角辮一蹦一蹦的那個孩子。

她錐心地痛,只變成重複的稱呼,“爸爸,爸爸”。她説不完整,她其實想説:“我想爸爸。”

而於小梅,在房間裏睡着了,像要睡一個世紀那麼久,十指相扣,放在胸前。

尾聲

金桂飄香的九月,我和孟磊在景山閒逛,一粒小石子擋在我面前,我一腳將它踢飛。

疫情最緊張的階段已過去,但口罩還掛在每個人的臉上。禁足幾個月的人們如蜜蜂從蜂巢中放出,嗡嗡嗡一片,四散在各個看起來安全的景點。我和孟磊,趁週末,來公園轉轉。

自然,轉轉的不止我們倆。

老老小小。孩子們在前面奔跑,老人們蹬着球鞋,擼着袖子,弓着膝蓋,拾階而上。最老的老人坐在輪椅上,對,就是姥姥,她被女兒孫敏——我婆婆推着,順着騎行的坡道,緩慢前行。她穿一件厚實的紅毛衣,在綠樹掩映下,一派寧靜祥和。幾乎無人記起,前不久,她幾齣幾進醫院,家人連病危通知書都簽過了。

“姥姥的生命力真是強。”我們和他們保持着十米開外的距離,我羨慕地説。

“誰也沒想到,她交代完後事,竟又奇蹟一般,撐到現在。”孟磊附和。

“姥姥一生不容易,但她遇到了兩個好男人。至於媽,親爸後爸,都很偉大。”

“是啊,”孟磊拿手支着腰,喘着氣,“對了,疫情過去,媽説,家裏要重新裝修下,牆要重粉,洗手間的下水道也老化了。最重要的是,要收拾出一塊地方,把兩位姥爺的遺像都掛上去,這些日子,她總夢到他們。”

“應該的,應該的。”我依偎着孟磊,沉默良久,又補充了一句,“我們也應該對他們更好點兒。”

孟磊拍拍我的頭。

“喂,你們趕上啊!”我公公把貝貝抱起,扛在肩頭。他們在前方迴轉身體,大聲喊我們。

我和孟磊疾步向前,孟磊和我拎着大袋小袋,袋子裏滿是野餐的吃食。

婆婆扶着輪椅的把兒,將輪椅停在半山腰的亭子邊,再往上,就只有台階了。

我和孟磊把野餐布鋪好,把醬肘子、捲餅、各種涼菜、酸奶、水果擺一圈,孩子嘻嘻哈哈坐內圈,大人們坐外圈。

我拿餅捲了肘子肉,用保鮮膜套着,走到婆婆和姥姥身邊。

她們正順着石頭護欄從景山往下、往南看。這是北京最好的季節,秋高氣爽,天藍雲白,故宮的屋檐像被神筆點過,每一撇都要飛起,琉璃瓦泛着金光,金光連成一片,姥姥正對着那片光,光折回來,映在她臉上,為她鑲了一道金邊。

姥姥的臉病過後越發小了,口罩有些掛不住。往前數七十年,她面頰鼓鼓,頭髮緊緊張張地塞在護士帽裏,白色口罩上一對笑眼,是鐵路醫院公認的院花。

而今,她有些孱弱地倚在女兒的胳膊上,看向遠方,像回顧一生,又像在思念誰。

作者簡介

林特特,本名楊穎,安徽合肥人,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,北京作協會員,魯迅文學院第二十五期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學員。 2008年起,在《中國青年報》、《外灘畫報》等多家報紙開設專欄。已出版《以自己喜歡的方式過一生》《以自己喜歡的方式過一生2》《有規劃的人生不迷茫》《練達:如何成為社交高手》等多部作品。